一直想把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篇写出来，但苦于一直静不下心来。最近心情有些低落，大概是睡眠不足的原因吧。所有心思敏感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去对付这些突如奇来的低潮，有人顺势随波逐流，有人努力往回游。从小我努力的把自己的心情和身外的事物隔离，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我压根就错了。喜怒哀乐，难道不是自然？人又怎可违背天性？
还是回到2001年的九月吧。大维回程的前一天，我们付了钱跟导游去沼泽地看鳄鱼。一大早有车来接，司机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士，巨大的头发，尖尖的指甲，口红眼影指甲油全部配套，各色橘红前呼后应，活脱脱一个80年代肥皂剧”朝代”里的女主角。这位女士说起话来不紧不慢，标准温柔南方口音，每个句子前三个词都从上个句子里后三个词开始，怀疑是导游学校训练出来的。且听她对新奥尔良的介绍：”我们家世世代代在新奥尔良居住。在新奥尔良居住的一个好处是这里美味的海鲜。这里的海鲜物美价廉。价廉价廉价廉。” 对不起，磁带卷了。
经过一间教堂的时候，钟声铛铛起响，导游女士尖呼一声，“现在是全国为911遇难者默哀祈祷的时间！让我们一起祈祷吧。”接下来的三分钟我们谁也没有说话。大维和我都不信教，于是各自望着窗外。天空是灰色的，潮湿的热风从打开的窗子里扑面而来。那一刻有多少人正在企图为发生的某些事情作出一些解释，又有多少人成功了，我不得知。
许久，导游女士终于徐徐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”我刚刚紧闭双眼，为我们全国的人民做了一个长长的祷告，愿上帝保佑我们。“听了这话我顿觉毛骨悚然，大维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你说你刚才紧闭双眼开了三分钟的车？”导游说：“是啊。我的爹地是一个牧师，我们从小就开始做虔诚的祷告。上帝是不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灾难降临的。”我和大维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对这种外星生物说什么好。想到那几分钟之内，我们一车人的性命都被寄托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上面，而最终大家都安然无恙，也不知是可喜可气还是可悲。
在沼泽地另有生物学家来做向导。我们松了口气，一行人上了小船，马达突突地往沼泽宽阔的河流地带开去。一路上只见两岸绿树茵茵，偶尔有一两只小乌龟爬在伸出水面的树枝上纹丝不动的晒太阳，真要仔细看才能辨别出来。行将不久，有一块长满疙瘩的黑色石头向我们迅速移动过来，待驶近一看，却是一条小鳄鱼。这时我们的导游开始向它抛棉花糖，一边解释说是它们最爱吃的东西。小鳄鱼每吃一块棉花糖，便向我们游近一些，待它到了跟前大家纷纷劈里啪啦照相。照完了相，棉花糖也没了，鳄鱼扫兴而去。据说，新奥尔良地区的鳄鱼多得到了可以捕杀的地步，附近餐馆的菜单上往往有鳄鱼的大名。我初时好奇，点了烧烤鳄鱼肉，吃到嘴里才知道傻了；鳄鱼肉很韧，一定要加水红烧或煲汤才好。以后几次学了乖，点的都是什么jambalaya（麻辣大杂烩）或gumbo（一种很稠的粥），果然不错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驶过了有着斗状根部的丝柏(cypress)树林，它们的根部肥大而稳重，露出水面上的部分才慢慢缩小成普通树干的粗细，幼苗咋一看倒象竹笋。树林边有时漂着浮萍，密密的盖住水面。有船驶来，它们被船头随意拨开，船去了，又慢慢的荡漾回来。浮萍上间或开着白色黄色的花，香不香却忘了。
水边也有住家。有的不过是一艘废旧生锈的小船，门窗落破，泥泞不清，上面有时还插着百年前南北内战时南盟的旗帜。有的住家却是正正经经的大屋，屋前有白色栏杆，孩子们的秋千，绿油油的草坪一直伸到水里。导游说，路易斯安那州这片bayou不通陆地，这里的住房，绝大多数都是居民门自己一块砖一块瓦用小船运过来，自己动手造的。发大水的时候，免不得被淹，但是淹了又会重建，生生不息。
对于沼泽地我还记得那浊黄而近乎静止的水，阳光下的灼热与水中树林里的清凉，纵横于枝杈间的蜘蛛网以及在网中静候的五花大蜘蛛，还有坐在我前面的大汉肌肉发达的臂膀，上面有着张牙舞爪的刺青，在阳光下滋滋冒油。在一个树林里我好像还记得看到了一只猫头鹰，睁大了圆圆的眼睛，站在树梢上一动不动的看着我们的小船熄了马达从它面前缓缓漂过。
下了船才感到被阳光晒得头脑晕眩，只是跟着眼前飞舞的一只色彩斑斓的大蝴蝶回到了集合点。等大伙陆续到齐后我们又爬上了车，由原来的司机女士送我们回城。路上闲聊，她给我们指出她祖母当年心爱的古董店，和她母亲常去的菜市场，言中有憾。我们问她是否还住在城中，她缓缓摇了摇头说，自从新奥尔良市选了一位黑人市长，城内的白人居民就开始了“白色大逃亡”，以示抗议。他们也跟着卖了祖屋，搬到郊外去了。The White Flight，用她软软的南方口音徐徐说来，是那么自然和优雅。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信念就这么展示在我们眼前。东西两岸的那些人所避畏的种族冲突和歧视问题，在她讲来却是天经地义。我和大维无话可说，就闭上了嘴，在沉默中返回了旅馆。